农村青年私人生活意识百年变迁：掉进大众媒介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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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的根本就是乡村。其中，作为积累并延续农村社会文化的生力军，农村青年是农村社会结构维系和发展的重要构成要素，是持续推动农村社会变迁的关键力量。但农村青年作为整体性社会角色，并非只是生理过渡阶段的呈现或人口特征的简单描述，而是具有清晰结构特征和广泛关联的持续性群体，承载着社会的期待和想象。就此而言，农村青年变迁问题成为理解农村社会的缩影。

早期大众媒介以下乡方式进入农村，突显国家权力试图通过媒介实现对农村青年私人生活改造的目的。随着媒介在农村青年生活中的普及，以及私人生活在媒介中的呈现，青年与媒介的内在关系随之发生了变化，青年私人生活状态及其意识同样有新的转变，并反过来对农村社会公共生活产生影响。

壹

大众媒介下乡

农村青年自我观念觉醒与“五四运动”密切相关，如李大钊、新村运动与几次“下乡运动”都推动了该进程。因为除民主和科学外，追求个人幸福和个性解放的“个人主义”，亦是五四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促使青年在婚姻、家庭等诸多私人领域产生诉求，进而对家族本位的孝顺、婚姻等观念产生不满。这种不满加剧了农村青年对自我情感表达及其私人性的追求。但理想与现实存在差距，苦闷、压抑成为农村青年常见的精神状态，正是这种矛盾催生与强化农村青年的自我意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断了这种自我意识觉醒及其对私人性追求的状态，“那些平时本属正常的‘个人’欲求，在抗御外敌的特殊时势下，也会变成‘自私’和‘丑陋’的代名词，成为必须扫除清理的对象”。到了70年代末，农村社会改革再次催生并强化青年群体的私人生活转型，这体现在改革对性别观、婚姻观与消费方式等产生的影响中，农村青年亦在这个过程追求自我控制的象征性空间，这促使私人生活区别公共生活有了合法性，青年自身则成为独立且自由的个体。

农村青年私人生活出现亦离不开家庭关系的重构，因为传统家庭制度对青年有很强抑制性。正如费孝通所言，传统的家庭事业属性及其需求排斥了普通的感情。这意味着家族在父权制领导下强调的是“合作模式”，个体必须牺牲自我以投入到家族事业发展中。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现代化对农村社会的改造，很大程度摧毁了传统的家庭基础。尤其是公社这种集体生产模式的确立，消解了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存在必要。这导致父权地位的衰弱，由父权制延伸出来的农村婚姻、孝道与性别等观念日渐式微。改革开放后，社会流动加剧、经济上的独立性等更是促使农村青年开始摆脱家庭的束缚，在消费理念、生活方式方面不断强调私人特征。与此同时，在择偶以及对待两性的态度上，青年个体强化了婚姻的自我选择与目的满足，小家庭结构模式成为新的向往和追求，对异性感情的流露和表达更加公开。

农村青年重新审视自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从一种宏观叙事与抽象公共观念中抽离，也成为其私人生活出现的关键。通常而言，青年价值的实现往往要以公共事务为依托，私人欲求只有建立在公共性层面上才具有合法性。由于改革开放，“私营经济显著增长，农村青年也开始调整自己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跳出既往“奉公灭私”的话语体系，最明显的是在经济层面追求理性化。与此同时，在个体思想和表达，以及生活方式选择方面，农村青年的价值观导向越加多元化与流动化，现代化消费模式亦在农村青年群体中出现。除此之外，农村青年社团、宗教组织等独立于国家系统外的交往空间与关系纽带，亦带来新的关系模式与私人理念的兴起。

这些对农村青年私人生活出现及其原因的剖析，对理解农村青年私人生活演变具有重要意义。但既有对农村青年私人生活的分析暗含着将私人生活视为公与私二元对立的矛盾体现，即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存在难以调解的冲突。在这种状态下，加之对私人生活存在的传统价值偏见，往往使得研究对农村青年私人生活本身并不关注，对其内部存在的鲜活、微观与变化的生活实践更是缺少了解，更不用说对两者的互动机制及其影响要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从私人生活意识角度出发，转变既往整体性分析视角，从相互关联的动态关系去剖析农村青年私人生活经验。这意味着将从青年的主体性和在地性出发，去理解青年自身私人感觉的变化，诸如对待爱情、婚姻与隐私等观念的改变。这与威廉斯提出的“感觉结构”概念类似，强调的是“一种现时在场的，处于活跃着的、正相互关联着的连续性之中的实践意识”。农村青年私人生活意识的出现与大众媒介密切相关，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大众媒介下乡政策。

贰

被改造的农村青年私人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基于巩固新生政权以及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需要，决定了农村在国家整体政治体系中的地位，而农村青年同样成为改造对象，即调动其积极性以融入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在这个迫切需求下，国家启动了“宣传下乡”的组织化传播行动。“宣传下乡”的重要功能是对分散的农民进行组织整合，从传播内容、参与等层面着手对农村青年进行思想动员。这些媒介动员通常遵循着较为固化的叙事模式，正是这些特定叙事模式及其典型媒介人物的塑造。在这背后，其实是促使农村青年不断走向“集体化”的过程，个人私欲、利益与情感等都不被允许表达，如何将自我完全嵌入国家建设才是农村青年的至高价值和存在意义。

私人空间在个人主体性及其信仰生成中具有重要作用，而对农村青年私人生活交往空间改造也就成为媒介下乡的重要责任。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私人空间是相较于国家层面而言，诸如传统节庆、婚丧嫁娶等闲暇交往中的农村青年日常生活空间。这不仅表现为大众媒介对农村传统私人交往场所及其议题的替代，更体现在媒介下乡整套仪式化背后权力对空间的塑造，即重构私人交往空间的秩序与强化国家观念的权威性。因为不管是广播或者电影，早期媒介下乡往往被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或仪式，其对播出时间、场合与内容的安排，以至于谁去播放等细节，都需要遵循严格要求，以凸显高度政治责任感和神圣性。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媒介完成对农村青年私人生活交往重构，国家概念日渐侵入并占据其日常生活的核心，既往的私人生活亦被新的集体价值与公共性所占据。

大众媒介除了重塑农村青年社会角色及其交往空间外，同样在其私人交往关系社会化方面带来重要影响。在传统的农村社会，青年生存网络多嵌入在家庭结构中，家庭提供了物质、经济与情感等多维度的支持，同时为日常生活出现的纠纷、矛盾等带来道德解决机制，即私人交往关系离不开家庭制度本身。但是，随着大众媒介下乡及其背后现代知识、观念不断输入农村地区，青年群体逐渐学会摆脱家庭带来的限制，而在家庭之外去寻找关系网络与社会资本，并试图在政府管理体系框架下解决争端。例如在婚姻方面，20世纪50年代上映了大批反映农村青年婚姻状况的经典电影，包括《刘巧儿》、《李二嫂改嫁》和《小二黑结婚》等作品。这些电影作品对农村青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农村女性青年敢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婚姻权利。在这背后，其实是农村青年将原本私人化的问题，或者是在私人关系网络能够解决的问题进行公共化的过程。换言之，他们学会如何寻找外在社会舆论、法理的支持，进而建构有利于自身的话语资源与策略，这就打破了费孝通提出的“长老政治”，进一步压缩传统交往网络的适用空间。同时，这种交往关系的改变使农村青年与国家之间的身份关联发生变化，因为大众媒介向农村传递信息不需要经过层层筛选和过滤，可以直接传达到农村青年群体，这就导致国家观念及其政策能够在青年人中产生权威，甚至是依赖。这种信息依赖及其信息关系的建构，某种程度改变了农村青年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想象，进而提升农村青年的政治效能感。

叁

日常化的私人生活实践

大众媒介作为国家对农村进行现代化改造的重要力量，从多个方面重构了农村社会，促使农村青年日渐抽离传统生活网络以走向公共空间的同时，带来了农村青年新的私人生活实践及其空间想象，并不断为之付诸实践。

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长时间的集体化历程，农村青年的世俗化趋势体现得愈加明显，在这个过程中，大众媒介既是集体化信仰塑造的力量，同时也是解构的力量，尤其是开始进行商业化探索的电视等大众媒体更是如此。作为国家权力延伸到农村社会的关键力量，电视嵌入日常生活及其在农村社会的普及，其影响逐渐由国家权力工具转变为青年娱乐消遣的方式。与此同时，磁带录音机、私人收音机等媒介形态亦加剧流行文化在农村青年群体中的传播，典型事件是“邓丽君热”的出现。大众媒介流行文化在农村青年中受到追捧，其实是农村青年自我感情释放与呈现。不管是流行音乐的兴起，还是琼瑶等言情电视剧热的出现，农村青年都在这股新的媒介文化中追寻自我情感的满足。这种情感或许表现为对所谓“黄色”歌曲或影视的好奇，抑或对情意缠绵、卿卿我我恋爱关系的向往，甚至是对个人婚姻再思考。透过这些情感表达与张扬，呈现的则是对个体私人性的渴望与尊重，以及个体自主与亲密性关系的追求。这意味着农村青年私人生活孕育着新的世俗化个人主体性，“既具有自主性与独立人格，又积极关注公共事务的新颖主体”。

早期大众媒介发展和普及的结果之一便是媒介使用私人化，即个人对媒介的选择和拥有变得更具主动权。例如电视机在农村的出现与普及，“最初一个生产队一台电视机，有专门的保管员，有固定的播放时间”。80年代后，随着农村社会改革带来的收入增加，更多的农民开始购入电视机。《人民日报》报道显示，1983年底全国电视机拥有量为三千五百万台，其中，农村拥有量近八百万台。改革开放后社会流动的加剧，便捷的、私人化的盒式录音机开始流向内地，并在农村日常生活中逐渐出现。相较而言，电影的生产和传播属性使其难以进行私有化操作，但是录像厅、电影院的出现，使观影行为拥有了私人性的特征，看什么、和谁看与在哪里看等都突显个体的主观选择性。

与此同时，随着盒式录音机、卡拉OK等大众媒介流行，更是助推了农村青年交往的圈子化，“盒式录音机因其便携性（因此亦会被称为‘便携式录音机’），带来播放—聆听经验的流动性，并因此推动听觉空间的移动与私人听觉空间雏形的出现”。概言之，媒介使用与消费私人化导致农村青年交往时空不断隐退，这种隐退是对既往国家所倡导的公共生活的消极应对，转而在圈子化、私密化的交往过程中构造新的生活方式与独特的交往行为。正是在这个过程，农村青年逐渐接受并适应诸多新的关于恋爱、婚姻的亲密理念，农村青年亦开始对新的个体空间、自我隐私保护等日常私人经验实践展开追求。

随着大众媒介的发展及其影响深化，其对农村青年的改变不仅体现在作为交往工具带来的生活方式与理念变革，亦突显在媒介如何以其自身可见性赋予私人生活意识以社会合法化的地位。换而言之，农村青年私人话题本身成为媒介关注的对象，进而引发社会对该议题的广泛讨论。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反映农村青年话题的电影、电视作品不断出现，这些影视剧一改以往革命化的叙事模式与话语逻辑，而是从人性角度呈现农村青年在时代变革中的心灵、情感变化。当然，这些作品不免带有一种他者眼光，对农村青年私人生活呈现也是为了突显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关系等社会矛盾，甚至话题本身最后沦为大众文化的组成部分，但其却不可否认的促使农村青年私人话题得到关注与获得正当性。

农村青年也在这股启蒙浪潮下不断接受新的知识，对个人理想、利益与情感的追求成为某种内在信仰，这进而解构“社会主义新人”的社会角色与道德责任。与此同时，当这种内在价值诉求遭遇外在挑战，且理想与现实产生鸿沟与落差时，大众媒介便成为青年表达不满与迷惘的渠道。最集中的体现就是《中国青年》杂志1980年5月发表署名潘晓的来信，题目为《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这次来信引发热烈讨论，其意义是“通过展示青年们共同关心的话题而构筑了一个‘公共空间’，从而让他们有了充分表达自己的平台和机会”。总而言之，不管是他者视域下的农村青年私人生活，还是群体自身的媒介行动，都整体反映了青年对私人生活实践意识的追求。不可忽视的是，这种追求又容易陷入大众媒介的陷阱，尤其是消费主义加剧了这种内在矛盾性。

肆

公私观念：从对立到共存

 纵观农村青年私人生活意识的嬗变，背后离不开一条核心线索——“个人主义”的兴衰，即青年如何从传统关系网络挣脱并催生个体化的进程。当然，这种个体化是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首先，农村青年作为独立个体的出现，离不开五四运动带来的思想启蒙，以及20世纪七十年代末复苏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对农村青年主体化建构的影响。其次，西方权利观念对农村青年个体化影响同样重要，杨念群认为“‘个人主义’完全是西方的产物，在中国找不到任何相似的根基和传承依据”。可见，农村青年个体化既有现代精英启蒙的痕迹，也夹杂国家发展及其现代化的影响。

随着大众媒介开始进入农村，其对农村社会的影响日渐显现，并以自身逻辑重塑农村青年私人生活意识及其道德结构。当然，媒介在不同阶段的影响机制是变化的。首先，媒介作用表现为内容传播与观念输入平台，尤其早期电影、广播和电视等给青年带来外面世界的流行文化、生活理念，这些内容的扩散改变了农村青年诸多观念。其次，媒介是权力延伸的中介性工具，在国家对农村进行现代化改造时期体现得更为明显，通过媒介对农村交往网络、闲暇时间与话语空间的不断改造，试图实现农村社会的整合，赋予其在国家现代化进程的角色安排。当大众媒介成为农村青年的日常交往手段，其影响则超越一般媒介功能论，而且以其自身逻辑重构青年私人意识，背后体现的则是媒介化内涵。

以媒介化思维审视媒介与农村青年的关系，发现农村青年私人生活能动性与自发性愈加突显，私人生活本身在场、现时与动态的经验得到呈现。这背后，是私人生活意识的变化，以及传统公私观念的改变。

首先，是私人生活范围及其对应关系的转变，传统社会中的私人性往往对应的是家庭、家族到社区等小规模的公范畴，大众媒介带来交往关系的扩大，使城市、国家与全球化交往均被纳入到农村青年的私人生活进程。这种改变使得农村青年私人生活意识、公共生活状态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即私人生活已非既往相对固化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多元复杂关系网中伸缩自如的动态过程。换言之，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已经难以用一种静态的划分界限进行区别，表现为某种含混性的状态，这同时意味着既往公私标准已难以适用，不能对现实问题进行有效阐释。

其次，是私人生活核心所指及其理念的改变，既往私人生活更多强调个体自我的同一性，即私人生活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彰显的是内在的自我固守。但是，大众媒介使更多农村青年人愿意把私人生活公之于众，并与他人进行分享。从私人生活自我固守到主动公开，这种私人生活转变背后意味着什么？显然与私人生活本质变化相关，即狭义的“私”转变为广义的“私”，“这种‘私’包含着自我异质性的、内在于他者之中的另一个自己” 。这意味着私人生活是超越个体的公共性问题，是与他者共存基础上的关系调试。总而言之，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之间已非二元对立，而是相互依存的动态化状态。

私人生活意识及其背后公私观念的变化，同时对农村公共生活的重构带来影响。通常而言，在农村社会公共生活建构过程中，国家与农村内在组织是两股关键力量。但不管是政府倡导公的一元论，抑或农村内在力量催生的公共生活，都稍显极端，不能有效兼顾个体自我尊严的内在需要，以及对他者应该具有的公共性关怀，要么是对个体私人生活极度侵蚀，要么是群体之间的相互敌视。从私人生活角度出发去思考和建构农村社会公共生活是新的视角。相较而言，私人生活是个体实实在在的经验、意识与感受，是人之自我和主体性的基础，对个人私人生活的尊重成为个体延续的关键。就此而言，农村公共生活可以从维护私人生活角度出发去建构，对亲密关系、私人交往的尊重孕育着新的公共性可能。同时，私人生活不是自我封闭，也需要与他者进行关联，并把私人生活意识中的公共性因素传播与嵌入到日常生活交往，从而构建某种更大的公共行为，这也成为驱动农村社会公共生活的重要力量。概而言之，私人生活相较于公共生活而言，已不是一种依赖与被动关系，而是相互影响和改变的持续性动态关系，私人生活能够孕育出新的公共性，进而带来农村公共生活新的契机及其形态。

伍

结语

在当下数字化时代，移动社交媒体成为农村青年新的互动平台，尤其是短视频已然构成青年新的生活方式。由于数字媒介移动化、碎片化与数字化等新的传播特征，其给农村青年私人生活带来的影响更为明显，不仅改变了私人生活的实践经验，并促使私人生活观念本身经历迅速的变化。这些现象的出现并非是突然涌现出来的，而是有其自身的历史脉络。这就需要回到农村青年私人生活史，需要以发展的眼光审视其与媒介之间的关系，进而建构两者之间的有机关联。本文的现实意义正在于此，透过早期大众媒介发展及其嵌入乡村社会的进程，发现农村青年的私人生活出现及其改变，以及私人生活意识与公共生活理念变化之间的动态关系。这对理解移动社交时代农村青年私人生活现状，以及公共生活重构等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文章摘编自《大众媒介下乡与农村青年私人生活意识变迁》，作者：陈瑞华。原文载于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农民问题】栏目，有删节。免费下载全文请点击下方“阅读原文”。

作者简介：陈瑞华（1989—），男，江西瑞金人，广东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青年文化、新媒体与社会。E-mail:[e-mail]

引用本文：

[1]陈瑞华.大众媒介下乡与农村青年私人生活意识变迁[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96-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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